美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走过了一条颇为曲折的路。从 Underwater Devices 案施加的“积极审查义务”，到 Seagate 案陡然收紧的“客观轻率标准”，再到 Halo 案回归“优势证据标准”，体现了司法在保护创 新与防止滥诉之间艰难求衡的写照。中美两国制度虽在成文法与判例法模式上存在架构差异，但在主观故意要件、惩罚威慑功能和比例原则约束上呈现趋同态势。针对我国制度适用困境，可以借鉴美典型案例，以证据开示等制度优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、以法律经济学以及“不当得利”思维细化赔偿基数与倍数认定标准，并注重域外经验的本土化调适与整合。